新闻动态
您当前的位置:主页 > 新闻动态 > 公司动态 >

大流动社会,疫情让我们深度思考

发布时间:2020-03-21   来源:baidu.com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流动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与考验。但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挑战与应战”模式,或如中国古代先贤孟子深刻总结的“生于忧患”的道理,任何一个文明、一个民族国家,总要经历艰难险阻、跨越急流险滩,才能取得进步和成就。历史也证明,人类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与疾病的抗争历史。

所谓大流动社会,是指在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原本附着和附属于土地、户籍、单位等要素和框架的人口,大规模、常态化、钟摆式流动起来的一种社会结构。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完成了从“静态社会”向“流动社会”的转变,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束缚于固定的人地关系之上的巨量人口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流动起来,这固然是对劳动力流出地资源要素再平衡的一个考验,也是对劳动力流入地社会治理水平的一种挑战,更构成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长期与根本挑战。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便是这种巨大流动性不断冲破旧的枷锁,使“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马克思语)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人口、资金、信息乃至土地(经营权),几乎所有的要素都进入一个快速流转的轨道,必然需要整个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与时俱进。

生活节奏的变化,人口的跨区域流动,也打破了几千年传统的农耕社会中对固定的地籍和户籍进行社会治理的习惯。2019年,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即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规模为2.8亿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36亿人。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东部沿海九省8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常住人口中,跨省流动者10%以上的城市超过三成。如果放大来看,在一些城市近郊还出现了流动人口数量超过户籍人口的现象,这个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被称为“土客替代”现象。

由此可见,大流动社会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也是社会不断发展的见证。流动,本身是一件好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奇迹,正是“大流动社会”激发的生机使然。但不可否认,大流动社会也给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管理者既要保证本地居民的合法权益,也要在这种高流动性的开放社会中,以高水平、精细化的社会治理,用心、倾心地为长期居住于此、生活于此的流动人口提供优质的社会服务。

疫情的发生,使一个高速运转的“流动中国”被按下“暂停键”,踩下“急刹车”。既然是暂停键,就必然有重启的时刻。当疫情趋缓,我们在继续做好防控的同时,需要重新恢复社会的流动性,使经济社会秩序回归常态。

抓抗疫、促生产,是重启流动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一方面人民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生产生活也就失去意义。另一方面,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不能长时间停摆。没有生产的适时和必要的恢复,抗疫进程也会受到影响。一手抓抗疫,一手抓生产,两手都要硬,这是重启流动社会的不二法门。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是重启流动社会的基本道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起步较晚,在改革开放之初,城镇化率不过18%,如今已突破60%。城市中庞大的外来常住人口包括在校大学生和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他们是城市活力的源泉、创新的动力,是城市创造美好生活的依靠力量,也是城市社会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城市是人才集聚、资源集约利用之所在,人气升腾之处,造就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点。因此,畅通人流、物流、资金流等就成为当下复工复产的必然之举。风险始终都会存在,但我们要做的不是因噎废食,走回头路,否弃城市化的道路,而是要不断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在保障所有为城市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们的合法权益基础上,化解城市发展的风险。

做好春耕备耕,是重启流动社会必要的物质保障。一年之计在于春,春耕生产直接决定着夏粮收成。在我国,夏粮占全年粮食产量的比重在25%左右,相对于秋粮而言,这25%看似不大,却对全年粮食生产有着举足轻重的风向标效应,对稳定国内外粮价预期有着重大影响。每年春夏之交(3月上旬至5月上旬),即传统上所说的青黄不接之际,是粮食安全最为脆弱的时期。当此非常时期,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粮食生产,既要有坚定不移的战略定力,更要有因地制宜的精准施策水平。

这次疫情也促使我们审视、反思和调整既有的一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我看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关注生活治理。这次疫情不仅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紧迫性,也要求我们尽快将“生活治理”提上议事日程。所谓生活治理,是指把社会治理实践直接人格化地融入日常生活过程,帮助群众实现有序和幸福的生活。比如为了提升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推广“垃圾分类”;改变红白喜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的陋习;从餐桌习惯入手,减少交叉感染风险;巩固疫情逼出的“云办公”,以网络会议取代过往那些不必要的文件流转和冗长的形式主义会议等,这些将对我们的生产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第二,更好理解创新的力量。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曾提出“创造性毁灭”学说,指出创新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企业家是创新的重要力量,而创造性毁灭则是创新的内涵和结果。而在一场系统性风险转变为系统性危机之后,能够富有韧性和弹性地借力借势完成颠覆性变革,则是卓越企业锻造自身“反脆弱”能力的应有之义。此次疫情将对部分产业的业态升级更新、智能化转型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会加速中国经济新旧引擎的切换速度,增强其在重压之下调整结构、适应变革的能力。

第三,反思三对关系。首先是深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在自然面前应保持谦卑之心、敬畏之心、戒慎之心,要杜绝不健康甚至是畸形的饮食和消费习惯,与自然和谐相处。其次是深刻反思人与社会的关系,疫情让我们体会到“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在方便快捷的美好生活背后,是无数行业、无数群体的辛勤劳动和贡献。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幸福也不会从天而降,只有“我为人人”,最终才能实现“人人为我”。最后是深刻反思人与自我的关系,减少了群聚性社交,让我们从琐事中抽离、与自我对话、让思想充电、使心灵澄净,借用网红医生张文宏的话来说,“语言少了,思想就出来了”。

质量是需要全员参与监督才能生产出顾客满意的产品